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就很难通晓中华,中国治

2019-11-20 08:19栏目:科技产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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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理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引发国际社会许多学者政要的关注,中国治理也成为其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一些国外学者政要通过对中西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等的比较研究认为,尽管中国治理仍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但在多个方面展现的独特优势,是中国治理取得成功的根源。

“很高兴看到海外中共学日益成为一门时代显学”“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很难了解中国”“西方对中国的治理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傲慢”“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塑造就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11月24日至25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中国共产党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学术会议上,数十位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总结中共国际形象塑造的相关经验。国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罗德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会议期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就海外研究中共情况、中国贤能政治、“中国式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等问题深入地谈了各自的看法。

长远的战略视野成就了中国治理奇迹

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中国式全球化”独树一帜

有国外学者政要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具有战略思维,能够着眼长远,同时立足中国实际,制定国家各领域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并持续付诸实施,这是中国治理的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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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成就中国治理奇迹。高瞻远瞩、顶层设计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优良传统。在风云激荡的国际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既立足现实国情,又审时度势,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作出周密的计划安排,并始终沿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行,这种极具前瞻性的规划能力以及持续的执行能力是西方国家所欠缺的。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称:“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不多见的对未来制定长期规划的国家。中国为其国内经济增长选择了多项长期战略方针。这是一项漫长艰巨的工程。当你在寻求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建设智慧城市以及所有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助益之时,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都是具有长期性的目标。”

环球时报:您做了《应对挑战: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独树一帜的治理形式》的报告,详细阐释了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认识。您认为,国际中共学正在兴起吗?

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韩博天也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制定长期的政策目标,这在其他国家很难见到,“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每五年制定一部国民经济和社会规划,我认为中国没有受到全球危机大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一稳定制度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建设的多个领域所制定的长期性战略规划,既为国家发展确立了明确目标,又为各种具体政策、策略的实施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动力支撑,避免了国家各方面发展的混乱与无序,或者突然的变故。可见,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与西方国家的短视和浅见相比,制定长远战略规划并持续付诸实施,是指引中国治理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银河国际网址手机版,马丁·雅克:国际中共学研究正在兴起。中国崛起和中共在中国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引发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它与西方任何形式的治理方式都截然不同,所以人们有很多认知上的缺失。因此,我认为对中共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要,它可能有两个方面:一种可能是充满好奇的,另一种可能是消极的。充满好奇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崛起,了解它为何如此成功,以及中共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外界对中共也会产生对抗的态度。

独特的政治体制保证了决策的优质高效

环球时报:为什么欧美一些国家对全球化产生悲观情绪?

有国外学者通过对中西方决策体制的比较认为,西方国家的决策既受利益集团的操控,又受其他政党的牵制,而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可以使其快速作出高质量的决策,而且不会受任何资本或利益集团的干扰,这是中国治理的又一优势。

马丁·雅克:在过去几年,全球化在美国和整个欧洲都失去支持,要在短期内恢复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西方的全球化首先失去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帮助发展中国家。

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保证了决策的优质高效。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有高超的把控全局的能力,能够从宏观和全局出发谋划国家发展的未来,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有利于维护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减少矛盾,扩大共识,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又有利于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取长补短,汇聚多方智慧,集思广益,科学高效地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决策;另一方面,中国的决策程序高度重视一致性和反复试错,这使得中国的决策展现出强大的路线修正能力,无需等到危机发生后再被迫改弦易辙,极大降低了决策的风险。中国治理成功与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决策的优质高效。

毫无疑问,全球化仍是长期趋势,但会上升也会下降,会出现兴盛也会出现衰落。我认为,现在西方式的全球化又一次开始衰落,并且这种衰落将是相当长期的。现代西方式全球化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美国强烈支持全球化,因为它被视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是促进美国在世界各地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种方式。转折点是10年前的西方金融危机。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出现很大转变,开始把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意识、全球合作的理念重新赋权于国家层面。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韩博天称,中国决策机制最大优势是反复试错。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做出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效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一点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巴西国会参议员达努维奥认为,与一些国家政党利益与社会利益背离不同,中国的制度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全社会利益,中央一旦形成决议,就能够迅速成为全社会行动的指南。此间,可排除各种干扰,从而极大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权威性。中国高度统一的制度体制,避免了决策拖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环球时报:您最近提出“中国式全球化”的概念。能否进一步阐述?在国际上同时出现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国式全球化”对世界发展最大贡献是什么?

务实高效的治理方式成功应对危机与挑战

马丁·雅克:很明显,“中国式全球化”独树一帜。中国赞同和承认全球化,也是西方全球化框架下的一大受益者,但中国的做法截然不同,更具包容性。中国对包容性的重要性有所理解,我认为有些西方国家没有。美国等国在追求超级全球化的过程中,忽视了许多公民的利益,对日益恶化的环境视而不见,忽视了不平等的迅速增加。而中国因为社会规模的巨大,更有复杂性,一直受到不稳定因素及潜在的分裂危险困扰,所以相比西方国家,对包容性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理解。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国情出发,按照自己的方式治理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中国的治理方式务实高效,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范例。

另一个区别是,中国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西方没有。正因如此,只有中国才能认识并提出“一带一路”这样必要的倡议。它想要解决的是自1945年以来的全球核心问题——占世界人口85%的“发展中世界”的转型,这正是中国式全球化的核心。

这种务实高效具体体现在应对危机和挑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例如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沉重打击。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称,2008年至2009年的国际经济危机摧毁了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当世界经济深陷泥沼时,中国受损轻微。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接近9%,与此同时日本经济萎缩了5%,而美国经济萎缩了2.6%。中国不仅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反应迅速,举措得当,而且在处置自然灾害与社会突发事件时,同样表现优异。当中国遭受一次次突如其来的地震、洪水、瘟疫等特大自然灾害时,各级政府反应迅速和处置及时到位,最大限度降低了灾害的直接与次生影响,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比利时学者博杜安·德克思认为,中国执政党善于控制各种突发事件,并成功保持了经济增长的快节奏。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治理等方面,“中国速度”更是令世界惊叹。中国的铁路、公路、机场、桥梁、港口、隧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一座座新城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贤能政治和民主价值观不冲突

中央政府能够把地方上好的社会治理经验迅速推广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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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治理的另一独特方式是,中央政府能够把地方上好的社会治理经验迅速推广到全国。一些国外学者从中国治理的实践中看到,中国共产党既不僵化,也不保守,相反,它展示出的是坦诚自信、开放包容、充满活力,它完全能够掌控中国社会的全局,在全国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

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力的自信,使其可以大胆把权力下放到各地方,给各地方充分自由的社会治理权力,并鼓励地方积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试验,然后把局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生态保护、腐败治理等方面好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再迅速推广到全国的其他地方。这种地方治理经验推广模式,极大提高了国家治理实效,但这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加拿大学者贝淡宁称,“在联邦体制下,如果中央政府没有宪法授权的话,它就不能要求全国推广一个奏效的试点模式。中国模式的优势恰恰是,把值得向往的地方改革创新经验推广到全国……中国活力的真正源头是在政府管理地方事务时通常采取的放手策略”,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也是中国治理的独特优势。

环球时报:您提出,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逐渐形成一种贤能政治的政治体制。在您看来,贤能政治的优点是什么?贤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体制有冲突吗?

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造就了优秀的治理团队

贝淡宁:贤能政治的第一个优点是每个高层政治家都有政治经验。如果用选举民主的话,不一定会有经验。比如老百姓可能选一个没有经验的领导人,就像美国的总统。第二,贤能政治的优点是领导人可以考虑长期问题,比如说10年、20年后人工智能会怎样影响中国社会。但如果是另一种方式,领导人一般来说考虑的是4年以后下一个选举的结果。贤能政治和其他类型的民主体制价值观没有冲突,两者可以结合起来,比如说政治的透明性、更多给予老百姓参与政治的机会等。

推行良政与实现善治离不开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有选贤任能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干部选拔任用和培养机制,这是中国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环球时报:您提出的“贤能政治”观点能否被更多西方人士所接受?

精益求精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极重视选贤任能的组织之一。多年从事中国政治体制研究的加拿大学者贝淡宁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独特的贤能政治体制,当国家“任务的重心转移到由德才兼备的政治领袖实施善政的问题时,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晋升机制因此变得更为尚贤”。约翰·P·伯恩斯称,“大量证据表明,一般而言,中国的官员选拔越来越基于政绩”。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选贤任能传统,无论是党内还是政府系统在官员提拔上都重视政绩。”除严格的干部选拔、晋升之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形式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如搞学习教育活动、党校系统培训等。中共注重自身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铲除腐败,对于纯洁干部队伍,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作用。贪污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顽疾,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绊脚石。中国式反腐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腐败治理持续展开,成效显著,并逐渐走向制度化,这可以使各级干部把精力集中在社会治理工作中,促进社会治理水平的再提升。总之,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选贤任能制度培养造就了优秀的治理团队,这是中国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贝淡宁: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二战后,很多西方人觉得,唯一的标准就是选举民主。如果中国没有选举民主,就是没有政治改革。这是非常教条的,其实二战前没有这样教条的思想,大家不觉得应该有一刀切的制度。现在西方也有一些变化,大家开始意识到一人一票的制度有很多缺点,比如有时投票非常不理性,可能将来大家会愿意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凝聚起社会治理的磅礴力量

环球时报: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两年来,您不断推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请介绍下中共学目前在国际学术界上的最新发展情况?

有国外学者称,中共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凝聚起社会治理的磅礴力量,这是中国治理走向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贝淡宁:山东受儒家文化影响,很多学者热衷于讨论如何把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上,一些学者也想知道“天下”的价值观对当代中国社会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个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就是贤能政治在其他国家有什么历史和文化根源。如有一位哈佛大学历史系老师,他觉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有一些贤能政治制度的体现。

担任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的马苏德·哈立德称,“中国社会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的决心,显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马拉维时代媒体集团高级经济记者金斯利·詹西认为,中国两会的“代表委员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深知自己是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这是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和民众的向心力,形成中国治理的强大合力,这是中国治理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环球时报:您的观点是,贤能政治制度具有独特性——高层通过这种体制来选拔和晋升具备卓越素质的领导人,同时在地方实行民主并在中间进行试验的模式。那么,在中国高校任职,您对中国的基层民主和管理有哪些新体会?

中国的治理成就得到人民的充分肯定,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主导了世界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转变,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数千万人摆脱贫困,创造了脱贫的世界纪录。

贝淡宁:在山东大学,我们学院是用集体领导的制度讨论问题,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做得比较好。我们有4位副院长,还有3位书记,一起讨论和解决问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非常重要,也是贤能政治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曾发表《为什么中国人仍然支持 共产党?》一文,文章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广泛支持拥护的六大原因,其中位于第一条的原因就是,在过去的20年中,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众自然持续支持政府。概括说,一些国外学者认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治理成就的充分肯定,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更加稳固,中国的治理奇迹仍将延续。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罗德明:中国发展道路比欧美更成功

中国治理的独特优势得到国际社会许多学者政要的肯定,但中国治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备受学者们关注。如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减少了社会劳动力,影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传统治理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污染,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但治理并非能一蹴而就等。这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治理的未来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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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别为河北地质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罗德明。

环球时报:逐渐扩大开放的中国,有人视之为机遇,也有人视之为威胁,还有人几度预测其崩溃。您怎样看这些复杂的声音?

罗德明:外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很关注,因为中国实际上非常精明地处理了对外开放问题。中国是一个能控制开放节奏,让对外开放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就美中关系而言,美国政界自2010年以来意识到贸易关系中的条款使中国的收益超过美国,并反对中国。

环球时报: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政要对中国发展之路和政治制度的看法好像仍在原点?

罗德明: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国家有一种倾向,希望中国变得“更像我们”“像美国人”。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使它们对美国更加开放。西方从这些国家的历史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希望,这影响到西方对中国对外开放的看法。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某些方面比英、法、德、美以前的道路更成功,发展更快,涉及更多人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钦佩。我认为这必须引起关注,因为中国非常重要,非常强大。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因为它在世界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将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是什么在推动中国的前进。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为人们有向前进步和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而改革开放成功,有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政党制度为这个非常大的国家提供了某种团结和方向。如果在不同的地区有许多不同的党派,将会是很困难的。中国政党制度更有效率,但要避免犯错误。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这些年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否有明显的提高?

罗德明:绝对有明显的提高,这点毫无疑问。

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俄要学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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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

环球时报:您这次在题为《中国改革40年的社会——经济成果:中共形象提升的重要因素》报告中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但现在中国GDP是印度的5倍。25年前,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而现在俄GDP只有中国的1/8,中国GDP超越俄罗斯的时间是1995年。为什么您经常拿中俄做对比?

奥斯特洛夫斯基:中俄两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区别。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时,戈尔巴乔夫常说“我们要进行改革”,但实际上只是空谈。所以我说,我们要看中国的改革,那里有各种各样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中国一样,俄罗斯在发展道路上也有过社会主义基础,有过计划经济。现在中国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俄罗斯拒绝了社会主义,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我认为,俄应向中国学习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中国是一步一步慢慢过渡,最终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俄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定决心要一下子过渡到市场经济,结果失败了,不仅导致苏联解体而且在经济方面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现在大多数俄罗斯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只有10%的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环球时报: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都给予大力支持。您能从中俄合作的角度,谈谈过去40年,苏联/俄罗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吗?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给俄罗斯带来哪些有利因素?

奥斯特洛夫斯基:上世纪80年代,当时很多苏联的学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相信,认为中国不会在2000年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因为在80年代看这好像是一个梦。但中国提前5年就完成这个目标。为什么苏联当时没采用中国经济体制的模式?最重要的原因是苏共中央领导干部认为,“中国政府走得太快了”。等1991年苏联解体后,当时的领导人也不认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又认为“中国走得太慢了”。所以,俄罗斯选的新模式是实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结果就是现在俄罗斯经济赶不上中国。中国研究俄罗斯的经验教训,不重走俄罗斯的道路,特别是不犯俄罗斯的错误,我想这就是俄罗斯对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贡献。以前是中国向苏联学习,现在我们要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过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我认为俄罗斯要发展机械工业、科学、教育、卫生,要向中国学习如何建立高新技术园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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